陪伴青春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探索

建立: 09/02/2016 - 19:32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改編自社會新聞案件,
是臺灣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之一。
故事中所體現的,不僅是偶發的徬徨少年慘劇,
更是整個壓抑、沉悶而無助的社會氛圍,
以及身處其中的無奈與不安。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導演楊德昌生前最重要的電影之一,也是華語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之一,也是未來要研究臺灣戰後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時最值得參考的珍貴史料之一。

二O一七年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周年,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這部影片四小時的完整版已經在美國數位修復完成,楊德昌和這部電影對於臺灣的重要性,也將會再一次被提醒,因為它不只是一部經典電影作品而已,它已經成為臺灣文化未來繼續向前發展的動力之一。

 

真實陰暗角落 電影靈感來源

 

在我和楊德昌合作籌備拍攝電影《恐怖份子》期間,他曾經想說服我暫停這個不夠成熟的計畫,改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的理由是,他在心裡蘊釀這個故事非常久了,那是他最想拍的電影,因為是他自己的成長經驗。他寫了一封很長的告白信給我。

在信上,他非常誠懇而熱情的告訴我說,大家都誤會他拍電影拖拖拉拉,其實是因為拍片環境太差,無法給予導演起碼的配合。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一部非常簡單的青春愛情電影,證明他是「快手阿德」,證明他是被誤會的導演。於是,我們就試著用「最快的速度」開始進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前期工作。剛開始,這個計畫名稱是「南門少年」。

這個故事的最初靈感,是來自一起發生在民國五十年六月十五日晚上的兇殺案,我們找到當時的新聞報導,標題是這樣的:「年僅十五莠苗實堪哀太保學生殺死女友璧玉幫惡少七刀夜飛血母女守寡十三年得訊悲痛自殺」「劣子難誨欲背離父親其父得訊連說該死肉麻情書膽大妄為」,這樣的標題提供了創作者簡單的概念:被殺少女在兩歲時失去了父親,少年兇手和父親的關係很差。

而另一則新聞則給了創作者更多想像空間:「民國四十一年本省少年犯罪案件有千餘起,之後年復一年增加,至民國四十九年,已超過八千件,成長百分之八百。」

於是,我在故事大綱中加了這樣一段話:

而那些少年,其實都是未成熟的,當他們犯了案之後被捕時的那種驚悸、恐慌、無助、徬徨,使我們相信這些事實的背後有值得研究的事,因為他們並非窮兇極惡之人。

「他們並非窮兇極惡之人」和「少年犯罪案件在八年間成長八倍」這兩個重要訊息,成為我們繼續發展故事的關鍵。

 

國家暴力如暗夜 反抗精神閃耀希望

 

故事的發展過程,必定不斷的投射創作者自身成長的經驗,那就是:個人的暴力往往源自於國家、社會集體的暴力,少年犯罪成長八倍不是因為社會太自由民主,而是社會籠罩在軍事戒嚴、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學校扮演的正是國家暴力的縮影,充滿控制、管制的肅殺氣氛。如果用幾個重要事件來反映故事發生時的背景:劉自然事件、八二三炮戰、異議人士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等分別遭到不同迫害。電影的大時代背景,包括之前的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點點滴滴,透過電影中的每個角色性格、每個空間場景、每段情節、每句對話、每件道具、每個細節,甚至每一個空鏡頭,都像是顯微鏡底下經過染了色的顯微切片,透露出這個病態社會的病灶。

我個人的成長經驗,在和楊德昌討論時,也不斷投射在這個逐漸成形的故事中:成績一向很好的我,在高中聯考時考上成功高中夜間部,絕望的爸爸對我下跪痛哭,認為是世界末日了;讀高二時,我因為被老師誤會,而遭到老師瘋狂痛毆,並且揚言要開除我,爸爸不但不敢抗議,反而要我向老師下跪。高一遇到一個來自特權階級的同學,成為死黨之後,看到社會階級中我最陌生的部分──同學爸爸常常一通電話,警察局就立即放人;我有許多在白色恐怖中被槍斃或判無期徒刑的親戚,親眼見到媽媽拿著他們在監獄中寫下的血書到處陳情。我的爸爸是一個一輩子都在原來職務上無法升遷的小公務員,有過喝酒之後,拿菜刀要去殺長官的衝動。這樣的成長經驗,形塑了一個內心極度缺乏安全感、壓抑而憤怒,天天立志要改變世界,卻無力又無奈的少年。(這些故事,我曾經陸續發表在這個專欄中。)

大我四歲的楊德昌,初中考上建國中學夜間部,後來插班到日間部,高中也直接考上了建國中學日間部,所以影響他最深的青少年時代,生活都環繞在臺北市南海路的建國中學附近,也就是臺北城南,臺北城外的南方,包括植物園、南海路、重慶南路、牯嶺街、南昌街、福州街、泉州街、同安街、廈門街等,他的生活地盤和我幾乎相同。日治時代拆除清朝建起來的臺北城,但是主要的公家機構都建在城內,許多公家單位的宿舍全部都集中在城南,所以城南有一種濃濃的文教區的氣氛。日本戰敗之後,那些擁有許多書籍的日本公教人員,就把帶不走的書擺在牯嶺街便宜販售,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這條街就繼續成為販售舊書的街道。基於要反攻復國遙想中國的信念,國民政府把城南所有的街道,通通用中國南方的地名命名,小小的臺北城南,卻承載著大大的中國南方的道統。

我們共同的「夜間部」經驗,成為這部電影很重要的基礎,那代表了和光明相對立的黑暗,這樣的光明和黑色的對立意象,一直貫穿了整部電影的象徵和構圖,成為楊德昌在構思整部電影色調、燈光的靈感。非常久之後,電影完成了,我在戲院裡,看到電影最終版本中,那隻張震手中的手電筒,成為電影的真正主角。

(全文詳見《青春共和國》2016/9 No.11)

About Author

小野

臺灣作家、電影人,曾任華視總經理。著作豐富,屢次獲獎,作品有小說、散文、童話百部,電影劇本20部。